国际刑警组织CCF案例解读：蓝色通报、黄色通报与家庭诱拐纠纷的合规边界

案件概览

本案涉及【国家1】国家中央局对【申请人】发布蓝色通报，并对【儿童】发布黄色通报，指控“家庭犯罪/诱拐”。申请人提出删除两项数据的请求，理由包括数据缺乏目的性、案件属家庭事务、严重性不足及违反正当程序。

委员会最终驳回申请，认定两项通报符合法规，继续有效。

通报类型

案件过程

程序  

某年某月某日，申请人提出请求，要求访问其在国际刑警组织档案中登记的信息。委员会依据《操作规则》第30条认定该请求可受理，并通知申请人。经由提供数据的国家中央局（NCB）授权后，委员会于某年某月某日告知申请人，其资料已由Ａ国登记于国际刑警组织系统，并提供了档案中所述的信息。  

某年某月某日，申请人提出请求，要求删除有关其本人及其子【儿童】的登记信息。委员会于某年某月某日通知申请人该新请求可受理。  

在审查申请人案件过程中，委员会依据《章程》第34(1)条，与Ａ国的国家中央局以及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IPSG）就请求中提出的论点进行了磋商。  

委员会告知申请人及提供数据的国家中央局，其将在第[xxx]次会议期间对该案件进行审议。  

根据《章程》第35(3)条，本决定部分内容进行了信息限制处理。  

国际刑警组织档案中记录的数据  

申请人为Ｂ国国籍，于某年某月某日应Ａ国国家中央局请求被发布蓝色通报，指控“家庭犯罪/诱拐”。  

案情摘要：“申请人因带走【儿童】（...）而被通缉。”  

【儿童】，为Ａ国国籍，于某年某月某日应Ａ国国家中央局请求被发布黄色通报，状态为“失踪”。  

案情摘要：“申请人因带走【儿童】（...）而被通缉。”  

申请人主张  

申请人请求删除其本人及其子【儿童】相关数据，主要理由包括：  

a）当前数据不具备目的性；  

b）案件属于家庭性质；  

c）相关数据不符合国际警务合作的利益与严重性要求；  

d）程序未遵守正当程序原则。  

审查法律框架

• RPD第10条：数据需有明确目的并与宗旨一致
• 蓝色通报（第88条）：门槛低于红色通报
• 黄色通报（第90条）：适用于具体下落不明
• 利益/严重性（第35条）：必须满足国际警务合作阈值
• 正当程序与人权：遵循《世界人权宣言》《公政公约》通知权与审判权原则

委员会分析和裁决

A. 数据目的  

a）申请人陈述  

申请人称其一直与A国执法机关保持联系，并未逃避司法。其离开Ａ国是为了保护孩子，在其得知由儿科医生向当局报告孩子父亲涉嫌施虐的怀疑后作出决定。  

15. 她还指出，黄色通报并无实际用途，因为Ａ国当局已知晓儿童所在地，儿童并非失踪。该通报不当限制了其自由行动权和隐私权。  

b）Ａ国国家中央局陈述  

国家中央局确认，对申请人的刑事调查仍在进行中，儿童仍被视为失踪，因此通报具有有效目的。  

国家中央局指出，申请人并未与Ａ国执法机构保持联系，他们也不清楚其是否与其他合作执法机构有联系，因此推测其在躲避发现与逮捕。此外，申请人提出的虐待嫌疑已被证实为虚假。  

该局进一步确认，目前仅掌握儿童可能在Ｂ国，但具体位置尚不明确。  

c）委员会认定  

根据RPD第10条，“在国际刑警组织信息系统中处理数据，仅可用于符合本组织宗旨与活动的明确目的。”  

本案中，申请人受到蓝色通报限制，通报目的是追踪并定位其位置，依据RPD第88条第1款与第2款符合标准。  

而儿童则被发布黄色通报，根据RPD第90条第3款，仅在“警方不知失踪者具体下落”时方可发布。  

尽管申请人认为Ａ国已掌握儿童位置，但国家中央局表示仅知儿童可能在Ｂ国，具体地址仍不明确，且申请人可能有意携带其子离开该国。  

鉴于儿童当前具体位置未知，委员会认为黄色通报仍有助于在其可能旅行至其他地点时予以定位。  

据提供的信息，委员会认定两项通报目的仍合法有效。  

委员会因此驳回该主张，继续审查申请人其他论点。  

B. 案件的私人性质及数据对警务合作的意义

申请人陈述  

申请人指出，其在与孩子父亲于某年某月某日离婚后获得了监护权，而孩子父亲享有探视权，她始终遵守探视安排，直到怀疑发生虐待事件。她表示，虽然相关主管机关采取了初步措施暂停孩子父亲探视权以进行调查，但该调查过程中存在程序违规，引发其关注。她补充，在某年某月某日的一次听证会上，法院在无任何情况变更的背景下，判决儿童由双方共同监护。  

 申请人认为，其离开Ａ国并非出于恶意，亦未剥夺孩子父亲的监护权，因相关权利尚在争议中。她强调，其行为完全是出于保护孩子的目的。  

她还主张，其所被控罪名不具足够严重性，不足以构成发布通报的依据，且与警务合作无关，因案件属私人家庭事务。她表示，其保护孩子的行为并非持续性犯罪活动。  

她进一步表示，即使孩子父亲依据《海牙公约》请求返还儿童，Ｂ国法院亦可能因儿童已充分适应当地生活而拒绝返还请求。  

Ａ国国家中央局陈述  

国家中央局指出，申请人在儿童监护权诉讼仍在进行期间带着孩子离开Ａ国，并在被要求返还时拒绝执行。此外，申请人未提供任何关于孩子父亲涉嫌虐待的证据。  

委员会认定  

在继续审查过程中，委员会注意到，尽管案件仍在侦查中，但已有多项要素表明申请人可能牵涉刑事案件。委员会认为，虽然国际刑警组织规则在发布红色通报时要求国家中央局提供能够明确链接当事人与指控之间的事实材料，并清晰描述被指控的犯罪活动，但蓝色通报的标准较低。  

根据RPD第83(2)(b)(i)条，红色通报用于已完成调查并具有充足证据支持逮捕和引渡请求的情形。而蓝色通报的目的不是逮捕或引渡，而是定位并获取调查所需的额外信息。因此，RPD第88(2)(c)条规定，发布蓝色通报所需的，仅是“与刑事调查或相关人员有关的足够数据，以使合作请求有效”。  

在本案中，Ａ国国家中央局已提交材料，显示当局有合理需要继续调查，并已提供与调查及申请人相关的必要信息，以支持国际警务合作，符合RPD第88(1)(a)、88(2)(c)及第35(1)条规定。委员会认为这些材料已足够。  

委员会亦注意到申请人依据RPD第83(1)(a)(i)条，主张案件属私人事务，相关数据应予删除。  

然而，本案中申请人系蓝色通报对象，委员会强调，Ａ国国家中央局提供的材料足以表明申请人可能涉案，所采用的国际刑警组织罪名代码“家庭犯罪/诱拐”可归属刑事范畴，与案件摘要中所载事实及国家中央局补充信息相符。  

委员会因此驳回该主张，并继续审查申请人其他论点。  

C. 人权标准

申请人陈述  

申请人主张相关数据违反《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2条，理由是她本人从未收到任何正式通知，也未通过其与Ａ国主管机关的往来或通过与Ｂ国当局的协作被告知存在针对她的调查或诉讼程序。她认为自己的基本权利已被侵犯，若返回Ａ国将无法获得公正审判，原因是某年某月某日早期监护安排在无明显理由下突遭逆转，显示司法过程不公。  

Ａ国国家中央局陈述  

国家中央局辩称，申请人的基本权利未受到侵犯。申请人与儿童的另一监护人在监护权诉讼过程中均由律师代理。当申请人以远程方式参加最后一次关于儿童监护权的庭审时，其本人已离开Ａ国，但并未告知法院其离境事实。  

委员会认定  

关于该问题，《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规定：“在判断一人的权利、义务以及针对其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应由独立、无偏私的法庭依法进行公平和公开的审理。”  

同时，委员会的职能并非进行事实调查、权衡证据或就案件实质作出裁定，惟有具管辖权的国家机关方可履行此项职责。  

为在尊重《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同时遵循委员会职权范围，委员会认为仅凭程序违规之指称不足以构成对第2条的违反。在进行第2条分析时，委员会将全面考察相关信息，以判断申请人是否具充分理由证明其遭遇明显的程序性剥夺。  

就当前案件中数据是否遵守《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2条，委员会注意到申请人声称未收到针对其案件的任何通知（见第37段）。委员会重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3)(a)条所载“迅速详细通知被指控罪名的权利”，乃被告人有效行使辩护权的前提条件。尽管起诉国之通知义务存在合理限度，但其仍须证明已尽合理努力尝试与被告建立联络，特别是在被告可能缺席审理的情形下。  

然而，委员会认为，若所指控情形源于被告人自身行为，则其无权主张辩护权遭剥夺。本案中，根据国家中央局陈述，申请人最后一次出庭时系以远程方式参与监护权诉讼，且未向法院说明其已离境。委员会同时注意到，目前系统中登记的数据旨在定位申请人，并非实施逮捕。  

据此，委员会认为申请人未能提供足够信息以证明Ａ国机关本应采取更多通知措施。委员会指出，由国家中央局登记于国际刑警组织的信息，其目的之一亦包括确保申请人能获得通知并出现在未来可能审理其案件的具管辖权法庭面前，该数据已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通知标准。 

委员会决定  

鉴于上述理由，委员会认定：

申请人提出质疑的数据，符合国际刑警组织关于个人数据处理的适用规则

实务指南

• 主动向主管机关提供可验证的地点与联系方式
• 留存沟通记录，证明未规避调查
• 准备权威法律文件（监护权判决、居住证明等）
• 符合条件时可申请通报删除或限制范围

FAQ

家庭纠纷能否触发国际刑警通报？ 若行为有刑事属性，且有跨境协作必要，即可能触发蓝色或黄色通报。

蓝色通报会导致立即逮捕吗？ 原则上不会，其目的在于定位与信息收集，但各国反应不同。